历史背景
1987年9月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档案法律诞生，这是我国档案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今天看来，《档案法》在当时诞生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是“适逢其时”，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国家加强和完善法治建设的大趋势，是谓“天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国家不仅制定颁布了新的《宪法》，还制定颁布了《文物保护法》《统计法》《会计法》等一系列专门法律，但档案领域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制定《档案法》，既是解决档案事业发展现实问题的需要，也是国家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需要。
二是“扎根沃土”，《档案法》根植于我国深厚的档案工作实践“土壤”，是谓“地利”。我国档案工作历史悠久，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一个具有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成为制定《档案法》的重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档案法》是新中国档案事业30多年实践活动的结晶，就是把党和政府关于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
三是“众志成城”，功成于国家档案局的使命担当与各方支持，是谓“人和”。1979年2月27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恢复了在“文革”中被撤销的国家档案局。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在1979、1981、1982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先后3次在提案中建议制定《国家档案法》。1979年10月10日，国家档案局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提出“制定《国家档案法》”。1980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国家档案局随即组织起草班子，开始《档案法》起草工作，自此经定稿、讨论、审议、通过，历时8年、修改30多稿。这期间，该工作得到了万里、姚依林、李鹏、田纪云、方毅、陈俊生、彭冲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一些代表、委员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也多次呼吁档案立法。原国务院法制局，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律委员会等部门做了大量征求意见、协调协商和修改完善的工作。《档案法》既体现着党和政府的意志，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愿。
意义
一是标志着我国档案事业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档案法》的诞生，结束了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无法可依的历史，开创了依法治档的新局面。在《档案法》的引领下，档案法规体系日趋完善。国家档案局先后起草制定了《档案法实施办法》和100多个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和政府也制定了一大批地方性档案法规和政府规章，一个以《档案法》为中心档案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在《档案法》的引领下，档案法制机构和档案执法队伍得到加强。全国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普遍建立档案法制工作机构，建立了1万多人的档案行政执法队伍，为档案工作依法管理提供了坚定的组织保障。在《档案法》的引领下，依法治档的良好局面已然成形。国家档案局多次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贯彻实施《档案法》情况，或组织行政执法检查组开展专项档案执法检查。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认真履行保管保护档案的义务，一些档案违法案件得到依法查处。
二是有力促进了档案的利用开放。《档案法》的诞生，为档案向社会开放和公民利用档案提供了法律依据，赋予了公民的利用档案权，是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1991年，国家档案局又依法颁布了《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3个有关档案利用开放的规章。中央档案馆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手书选》等书籍，制作拍摄了《巨人之声》《共和国脚步》等音视频档案文化产品，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档案由此揭开了“神秘面纱”，走进百姓生活，档案馆逐渐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三是大大加快了档案工作现代化步伐。《档案法》的诞生，为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明确了“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的目标。在《档案法》的促进下，国家档案局大力推进档案基础设施建设，一大批现代化档案馆在中国大地拔地而起。国家档案局制发了科技项目管理办法、优秀科技成果奖励办法，形成一批优秀科技成果，先进技术在档案领域不断得到应用;制发了档案信息化发展规划、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档案信息化持续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蔚然成风，档案事业正在加速向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档案工作现代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