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1916年)朝阳地区遭受了大旱灾，粮谷歉收。次年春，许多农户无粮断炊，被迫背井离乡。同年4月，热河都统姜桂题为加强其反动统治，在全省搞警察“改组”，在各区普遍增加警官和警兵，美其名曰“就地筹饷”，把增加的军饷及其它开支以地亩捐附加费的名目，强行摊派到老百姓头上。军阀姜桂题为实施这一措施，还专门派热河省警务处长冯梦云亲赴朝阳县坐阵，督办此事。
此令一发出，广大农民叫苦不迭，而那些土豪劣绅、地痞们，则如蝇逐臭，纷纷到官衙挖门子、送门包，都想抢到包税的美差，借机捞外快，以饱私囊。
位于北票境内的第八区区官宋凤三，伙同黑城子一带的卜大喇嘛(卜明复)，以及长皋一带的任仲山、马振堂、贾文元等人，买通了朝阳县县长孙廷弼，抢到了包税的经理员头衔。他们不仅利用地租、高利贷盘剥农民，还利用包税经理员身份，把自家应负担的捐税，也加到农民身上。
这次增加警饷开支，每垧地增加地亩捐附加费6角(一个强劳力扛一年大活最多才挣12元钱)，对中、小农户来说，如当头一棒。群众愤恨地说：“任知府，马知县，新衙门，贾家店，逼得穷人去讨饭。”就在这时，高振英毅然聚众暴动，组织农民进行罢捐抗税斗争。
高振英家住北票宝国老水泉村。他身材魁梧，有胆有识，素怀正义，好抱打不平，人称“高四棒子”。他家境贫穷，只有三亩薄地，终年不得温饱。这年高振英已61岁高龄。朝阳县衙也早闻高振英这个穷棒子不好惹，特派肖委员带几个打手到宝国老三座店，给卜大喇嘛、宋凤三来撑腰。宋凤三是北塔乡广富营子玉成永的大恶霸，占有大量土地，还开了3个烧锅、一个当铺，利用各种手段剥削农民。他与卜大喇嘛狼狈为奸，经常派狗腿子横行乡里，催逼地亩捐。农民愤怒地编了一首民谣说:“卜大喇嘛、宋凤三，两个贼子办地捐，地捐办得不通上，捐得农民不得安，先捐牛羊和骡马，小脚女人也要钱。”有的农民被逼无奈，就去找“高四棒子”商讨对策。高振英满腔怒火地说:“这还有咱们穷人的活路吗？我们去找他们评理，如果他们不答应减免租税，就打跑他们。”农民群众一呼百应，立即在韩古屯等地聚集40多人，手握棍棒，直奔三座店。肖委员看到众目睽睽，怒不可遏的农民群众，立即和高振英套起朋友来，并提出给高振英1000块大洋，劝他别挑头闹事。高振英义正词严拒绝说:“我高四棒子这次来，是因今年大旱，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无钱纳捐，劝你免除地捐，给老百姓一线生路，我绝不要你这不义之财。”肖委员一看，软的不行，又动硬的，威胁高振英，而高振英不服，二人争吵起来。这时有人上前劝解，肖委员趁机悄悄地溜走了。
事情已经闹开，高振英选出一批骨干，对他们说：“要干咱就干到底吧，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早已被官府逼得山穷水尽的农民们一呼而起，很快聚起一支抗捐罢税的武装队伍。
区官宋凤三和当地驻军外八营的任统领，眼看事态已发展到这个地步，便一方面向县里报告“八区民变了”，一方面托人与高振英说和。先托高振英的亲属李拐子出面讲和，遭到高振英的拒绝，又由外八营出钱，任副官出面与高振英谈判，并答应降低征税额。高振英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罢除这笔捐，绝不罢休!”
农历五月初三，高振英孤身一人到三座店办事。外八营事先得知消息，派李拐子带25名官兵，到三座店抓高振英，正赶上天降大雨，高振英越墙逃走了。回到水泉后，集合了50多人在韩古屯一带的设下埋伏。五月初四清早，李拐子带领官兵回营，正中了高振英埋伏，高振英将这伙官兵打得七零八落。这一胜利，大长了抗捐民众的士气，很快使抗捐武装发展到150多人。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天爷地祖不开眼，高四棒子翻了脸，妈那巴子造你反，愿杀就杀砍就砍。”表现了农民武装的雄心壮志。
此时，在河东长皋一带，以巩兆湖为首的农民也聚起1000多人，积极支持高振英领导的农民抗捐罢税斗争。不久，这两支农民武装队伍会合了。他们提出“抗捐罢税，讨还民财”的口号，号召民众进行抗捐罢税斗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千人。
8月23日，高振英、巩兆湖率四五千人的农民武装队伍，将大乌兰的地主任仲山家围得水泄不通。农民群众在院外齐声高呼，要任仲山出来讲理，狡滑的任仲山慑于不可抗拒的农民武装力量，为摆脱困境，把全部责任推卸到狗腿子马振堂身上。
8月24日下午，农民队伍又包围了长皋烧锅大院马秀才的家。马秀才和外八营的汪营长首先派爪牙送出50块大洋，并说此事好办，让农民派出代表讲和。高振英把队伍暂时转移到附近村庄就地待命。此时，外八营汪营长星夜派人到桃花吐、白腰、大庙等地，调集外八营管辖之马队和长皋直隶巡防马队，准备共同镇压农民武装队伍。八区宋区官和汪营长设下圈套，以谈判为名，请高振英、巩兆湖2人到长皋烧锅大院谈判。高振英、巩兆湖仅带部分人员前往。当谈判决裂，高、巩二人要走时，抗捐队伍突然遭到袭击，因抗捐队伍仓促应战，被打死100多人，其余的也被打散。这时高巩二人只带领来此谈判的少数人员，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圈，使抗捐队伍元气大伤。一场数千人参加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武装队伍，只坚持了半年时间，以失败而告终。
官府在镇压民众的同时，还到处张贴通缉高振英和巩兆湖的布告，朝阳县衙以300银元悬赏捉拿高振英。巩兆湖跑到北京暂时栖身。高振英携带两支枪、一匹马藏到黑城子南章吉营亲友家。卑鄙的亲友见钱财心生歹意，向官府告密，高振英被官府抓获，被押解到朝阳县衙监狱。巩兆湖也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亦被押回朝阳县监狱。
高振英在狱中坚贞不屈，拒不低头认罪。县衙派区官宋凤三出面劝降，而高振英却昂首挺胸破口大骂。官府无计可施，终于下了毒手，并派爪牙领兵到水泉抄了高振英的家，烧毁了他家的房屋。民国六年(1917年)农历11月19日上午，刽子手们将高振英、巩兆湖推出监狱，插上招牌，游街示众，押送法场。高振英挺胸阔步，气宇轩昂，边走边向群众宣传说:“我高振英不是为的自己，我是为了农民兄弟。我虽然被贼子们杀头，可是天理不容他们。我今生今世没斗过他们，我死后也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