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吉营乡三官营村北，有一座十分显眼的大土包。
据村里的老人讲，也不知是哪朝哪代，这个原本安静的小山村发生了一件异象，平地上竟然隆起了一座土包，皇帝得知此事后大为恐慌，认为将要危及自己的社稷，就派人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庙宇以保平安。事情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但是，那座庙却真实地存在过，据说还一度香火鼎盛信众如云，只不过后来损毁了，如今被一个私人的养鸡场所取代。
走近土包，沿着下方的土层断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数不清的陶片、瓷片，还有动物的碎骨。在山坡的另一面，青黑色的砖瓦扔得满地都是，当地村民经常用这些古代烧制的砖瓦砌墙基、垒猪圈，因此此处也叫做“黑石沟”。
登上土包远眺，东南面群山起伏，北面大凌河似一条玉带从眼前掠过，西面松树营子河流水潺潺，对面就是曾被列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的喇嘛洞鲜卑贵族墓群。
大凌河、土包、残片、贵族墓群以及美轮美奂的金步摇饰……一切都指向一座1700多年前被称为“棘城”的地方，以及由此演绎出的十六国时期一段风云变幻的家族传奇。
2007年7月至11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凌河南的金岭寺村发现了一处魏晋时期建筑址，从发掘出的瓦砾、板瓦、筒瓦、莲瓣纹瓦当、残存“令使”字样的筒瓦以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综合分析，这里应当是曹魏初年慕容部始定居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一处早期高等级建筑遗存 ，即所谓的“棘城之北”。
由于“棘城之北”在文献中记载不多，确定其地理位置唯一可信的坐标便是“棘城”。因此，有关于棘城的准确位置一直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话题。
1996年2月，时任朝阳市博物馆馆长的田立坤研究员在《辽海文物学刊》发表《棘城新考》一文。他认为，章吉营乡三官营遗址北隔大凌河与辽川州相距十华里，顺大凌河而下距东北的金岭寺魏晋时期建筑址二十五华里，逆大凌河而上距西南的龙城五十华里，符合棘城临河，在龙城东不远、且距“棘城之北”很近这三个条件。特别是附近发现了大量的魏晋与三燕时期的遗存。除金岭寺村建筑址和南台前墓葬外，在大凌河北岸的喇嘛洞艾树沟，大凌河南岸的仓粮窖、大板沟、大碾子、房身、西沟都有发现，而且出土遗物丰富、档次较高，可见这一带是慕容鲜卑的一个重要活动区。慕容鲜卑在辽西先后有两个中心活动区，建国前和建国初是以棘城为中心(包括“棘城之北”)，公元342年起，中心转移到龙城。所以，龙城东部的以三官营遗址为中心的魏晋与三燕遗存分布区非棘城区莫属，三官营遗址即为棘城。
曹魏初年，鲜卑部落在首领莫护跋带领下，开始走出西拉木伦河到达沿海之滨的辽西郡。公元238年，从司马懿讨辽东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自言慕二仪(天地)之道，继三光(日、月、星)之容，因此以“慕容”为姓。
那么，莫护跋为什么走出西拉木伦河千里迁徙选择棘城作为定居之所呢？这或许与他们的身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宋、元时期的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释中说：朝阳“城东九十里，棘城，即颛顼之墟。”颛顼是黄帝次子昌意的儿子，号高阳氏，传说中的五帝之一。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载：“慕容氏自云轩辕之后。”轩辕，就是黄帝。除世代口传外，历代典籍中也有关于慕容鲜卑人身世的记录。如《山海经》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一说法后来为《晋书》及《北史》所沿用，二书都说：“始均为鲜卑族始祖。”《晋书·载记第八》中也记载：“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 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有熊氏，指黄帝。所谓“有熊氏之苗裔”，就是黄帝子孙后人的意思。
因此，在莫护跋得到了汉族政权的册封后，慕容家族便以荣归故里的姿态堂而皇之地开始入主中原，而且似乎在有意和无意间选择了他们祖先的发迹之地——棘城，也就是今天的章吉营乡三官营，以此作为他向南发展的第一个根据地。
西晋惠帝元康四年（294），慕容廆以大棘城为“颛顼之墟”，乃先人创业之地，遂移居此地。在这里，慕容廆对部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指晋国）”。自此，棘城成为慕容鲜卑历史上的第一座都城。
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叹服慕容家族高屋建瓴的胸襟和气魄。当时的辽西地区，汉文化已经处于主导地位，而且作为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大、小凌河流域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宜农宜牧。可以说，选择了这里，就等于占据了问鼎中原的“大本营”。
应该说，这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回归。在祖先耕耘的土地上，慕容家族承继着先祖的雄才伟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三燕文明。
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慕容廆之子慕容皝在棘城称燕王，建燕国，置属百官，史称前燕，这是慕容鲜卑正式建立政权的开始。
咸康八年（342），慕容皝迁都龙城，棘城降格为县。
北魏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棘城并入龙城县，之后因屡遭水患，土城坍塌，逐渐废弃。
张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