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仿佛冥冥中已经注定,一篇文章把王文志和马庚龄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至于那篇文章,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而那段历史似乎也随着岁月的变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空间。
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
那时,王文志是北票县八家子公社红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那时,马庚龄是北票县报道组组长。
那篇曾经轰动一时的文章叫《红村激浪》。
文章写的是60年代北票县八家子公社红村人民在党支部书记王文志的带领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拦河筑坝、引水种稻的故事。文章在《朝阳日报》《朝阳文艺》发表后,全国30多家报刊进行了转载,一度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朴实无华的作品却给马庚龄和王文志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1974年2月上旬,朝阳地区宣传组收到了一封署名“工人批判小组”的信件,认为《红村激浪》是“毒草”。于是,一顶“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扣在了《红村激浪》的头上,马庚龄和王文志同时遭到批判。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红村激浪》头上的帽子早已摘去,凌水依然静静地流淌,伴着红村人忙碌的身影,走过春秋冬夏。
直到有一天,当王文志和马庚龄这两位已经年逾八十的老人,再一次来到当年红村的大坝之前,尘封的历史终于抖落岁月的风尘,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2015年8月27日上午,红村。
这一天,已经从《辽宁日报》驻丹东记者站站长位置上退休多年的马庚龄,在老伴儿的陪同下再一次来到了红村,看着宽阔的滨河路、弯弯流水中的鸭群还有偶尔急速驶过的列车,老人的心中满是无尽的感慨:“60年代,北票八家子公社红村人民用‘红村精神’把这个贫困山村变成了北国江南。受这种精神感染,我通过多次采访,写出了报告文学《红村激浪》。今天,红村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发扬‘红村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又取得了新的成绩。得到这个信息后,我非常激动,这次特意从丹东赶来,准备通过采访,再写一篇《红村激浪谱新篇》,再一次宣传北票人民艰苦奋斗的‘红村精神’。”
言谈话语之间,马庚龄老人不止一次提及“红村精神”,那么,当年的红村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并以一种精神的存在而深深地植根于老人的心灵深处?
随着王文志老人的讲述,我们走进红村。
时光回溯到1966年的初秋,眼瞅着到了收获的季节,然而,在红村人的脸上却很难看到喜悦的表情。因为,只有红村人自己知道,仅仅凭着后山那些可怜的山坡薄地又能有多少收成?
1958年的时候,红村和公社其他五个大队的老百姓一道,经过一个冬春的苦战,硬是把两股大凌河水截成了一股,争出800亩河滩地,栽上了200多亩水稻,秋后打了2万多斤稻子,家家都分了好几百斤。多少辈没有种过水稻的红村社员,捧着白净净的大米,心情是多少激动啊!
1962年,红村遭了一场特大洪水,800亩河滩全被冲刷,白花花的鹅卵石又显露出河滩上,几百亩稻秧成了一片乱麻。从此,红村人又开始了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苦日子。
然而,淳朴的红村人始终坚定着一个信念,只有修大坝,红村才有出路。终于,苦苦四年的等待等到了王文治的振臂一呼。
“红村人最苦、最穷,也最老实、最忠诚。当时老百姓相信我,认为你王文志能干,你王文志能给我们完成任务,你王文志能把这大坝修好,我也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有党的支持、群众的响应,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时隔50多年之后,王文志的话语依然铿锵。
作为五十年代南八家第一个水利专业的大学生,拦河筑坝,引水造田,是经过他一冬一春反复测量后作出的抉择。
“红村就是在胡闹,你瞅着,劳民伤财。”1966年庄稼一进场,顶着几乎众口一辞的议论声,王文志带领208名社员在漫卷的狂沙中开进了凌河滩。整个900米长的沙坝按劳动力分到各家各户,砸上标签,一鼓作气在叉河前将900米长、3.5米高的沙堤伫立在大凌河畔。
据估算,整个大坝至少需要一万立方米石料。数九隆冬,北风凛冽,王文志带着红村人又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登上了大凌河边的“钓鱼台”开山采石。寒天冻地,四百下悠锤才打进一寸多深,要打上万立方米的石料,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但是,这点困难在红村人民的铁锤面前却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一万立方米石头,凿坏了两吨多钢钎。崩山采石的关键时刻,雷管不足了,王文志冒着寒风步行百里,捂着几乎冻僵的耳朵从县里背回了2000多个雷管。
石料越堆越多,怎样才能运到工地呢?王文志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爬犁拉。全村老少齐动手,很快就制作出了200多付简易爬犁,于是,在冰冻三尺的大凌河上,来往穿梭的爬犁构成了这个冬季八家子公社最美的一道风景。大年三十,附近十里八村隐约传来年味浓浓的鞭炮声,然而,红村人依然奋战在大山之上,用一声声炮响迎接又一个春天的到来。
石料虽然备足了,施工用的水泥却还没有着落。修这条大坝,红村手里的钱加上无息贷款也不过3万元,水泥运到工地加上运费每吨得40块钱,需要1000吨水泥,这点钱连买水泥都不够。最后大家一商量,只买500吨水泥,剩余500吨水泥用白灰代替。当时骆驼营白灰厂的散白灰6块钱一吨,运到家也就7块钱左右。
事就这么商定了,怎样运到工地又成了一个大难题。王文志就求亲靠友向阜新铁路分局求援,辗转三次奔波感动了铁路分局的领导,一张“在117公里途中代卸1000吨”的批条终于解决了运输这个燃眉之急。
秋去冬来,拦河造田的攻坚战开始了。那些日子,河滩上彻夜灯火辉煌。
坝基需要测量,王文志穿着棉衣第一个跳进漂着冰块的大凌河,忍着刺骨的冰寒,在没腰深的激流中测量了近千米的水面……经过三个冬春的奋战,一道八百米长的石坝像一条巨蟒卧在茫茫的沙滩上。
八百亩稻田造出来了。
一晃儿,秋天稻子快成熟了。
正当人们准备收割的时候,暴雨整整下了两天两夜,大凌河水猛涨,洪水冲开了堤坝。八百亩稻田,一片汪洋,社员们急得直跺脚。
“冲毁了,咱们接着修!”又是一个秋冬的苦战,备足了石料。第二年初春,王文志带领着社员开进了长着冰植的大凌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冲毁的堤坝全部修复了。等到插秧季节,八百亩河滩上又是一片碧绿。秋天,人们望着那稻浪滚滚的丰收年景,禁不住满怀的喜悦。
马庚龄在《红村激浪》中这样写道:“一望无际的稻田像一床绒毯铺在大凌河边。田埂上红旗招展,齐腰深的秧苗迎风摇摆,掀起层层稻浪。河边水塘里雪白的北京鸭,欢快地游着,叫着……这是什么地方,好似江南水乡?”
是的,这就是红村人用双手筑就的无限风光。
面对疑虑甚至嘲讽,红村人誓叫荒滩变良田的信心从未动摇;
面对孤独乃至无助,红村人拦腰斩断凌河水的战斗从未停止。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红村人愚公移山的顽强意志,树起了一座红旗渠精神的不朽丰碑。
如今,“红村激浪”四个大字已经镌刻在了滨河路旁的一块巨石之上。巨石的后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白川州下,斯为红村。旱凶连岁,湮洪来频。天既不惠,吾答以勤。廿纪之中,愚公出群。乡人三百,慨然一军。造田围坝,雷行万钧。力何其厚,波为之驯。三千尺岸,汗渍犹温。艰苦奋斗,南八家魂。激浪至今,光鉴后人。”
这是对红村激浪的注解,这是对红村精神的诠释。
巨石之前,曾经有两位沧桑老人的背影。“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一阵阵低沉的歌声,从那里飘向凌河,飘向远方。
张炜东